郭宏安：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漓江出版社1980年挂牌，到今年2020年，整整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四十年过去了。对一个人来说，四十年可能是生命的一半，过去了，就已经开始闪烁着落日的余晖了。对许多人工作于其中的机构而言，四十年可能只是辉煌的开始，当然也可能昙花一现，炫人眼目，转瞬间就不见了。四十年，对我这样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而言，过去了，就只能发挥余热了，连落日的余晖也谈不上。四十年，对一个出版社而言，则可能是它的辉煌的起步，蒸蒸日上，走向新的成功，例如漓江出版社。我与漓江出版社的关系，缘起于和刘硕良先生的相识。

我第一次见到刘硕良先生是在1982年无锡法国文学研讨会上，那时我还不到四十岁。我已经不年轻了，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却还是一个外国文学界默默无闻的新手，参加外国文学方面的研讨会也是第一次，所以除了本所的人之外，几乎什么人也不认识。当时的研讨会的确是研讨，会上会下讨论的气氛很热烈，与人交谈也大都是与主题有关的事情，似乎与现在的研讨会有所不同。我和刘硕良先生的相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刘硕良先生比我大不了多少，可是他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和出版方面的事情似乎知道得很多，也想了很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出版人，心胸开阔，目标远大，但是我没想到他从此联络了许多社科院外文所的人，把一个外省的新而小的出版社搞得风生水起，成为一支外国文学方面的生力军，独具特色，雄踞南方，让人不能不佩服。

果然，不久之后，他就请我为漓江社新出版的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做审校，并特别说明译者是一个新人。其实，这个新人我认识，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可以说，我们师出同门，我不过痴长几岁，但是要说校正一部译品，还真有些顾虑。翻译如同写作，观念不同，笔下的文字自然有所不同，不可以高低论也。刘硕良先生说，不妨先看看。果然，我看了之后，觉得还真有些工作可做，例如第二十三首《孤独》中，有一人名为“克鲁索”者，译文注解为“此人不可考”，实际上此人不必考，即是前文出现过的“鲁滨逊”，克鲁索为名，鲁滨逊为姓，实为一人。于是，我接受了，做了一些工作，出版社也出了一个我校正过的版本，时在1986年。出版后读者反应如何，我就不知道了，而且我自己拥有的校正版的书也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无论如何，我总算与漓江出版社有了具体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与刘硕良先生的个人关系体现的。

漓江出版社在刘硕良先生的主持下，出版了“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此乃全国出版界的首例，不能不表而出之，我亦忝列其中，成为加缪的译者之一。这个译本叫做《局外人·鼠疫》，包括《西绪福斯神话》《局外人》《堕落》《流放与王国》与《散文三题》，还有别人译的《鼠疫》，我为这个译本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加缪与小说艺术》。

《局外人·鼠疫》

记得刘硕良先生希望我翻译《鼠疫》，以成全璧（小说创作方面），但我以研究为业，翻译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不能拿出全部时间来搞，再说，我并不认为已有的译本必须被更换，所以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动手。仿佛记得刘硕良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说某个外国作家，读者读他的作品就会想到某个中国译者，其中就有说到加缪，读者就会想到郭宏安的说法，我觉得这是对翻译工作的最高的评价，我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可见我受到了何等样的鼓励。将加缪的小说作品集中在一本书里，我想在中国是第一次，刘硕良先生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有首创之功的。1992年，插图本《恶之花》由漓江出版社出版，颇受读书界欢迎，而且还获得了1993年第三届桂版图书一等奖，据说此奖还颇有些分量。

《恶之花》

出版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就当时的情势说，还是有些风险的。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论【恶之花】》，约十四万字，得到导师李健吾先生的好评，我很想修改后正式出版，考虑再三，拟将其交到漓江出版社。《论【恶之花】》的修改稿完成于1985年，一年后交出，刘硕良先生收到后，表示很高兴，决定择机出版。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书稿在他那里躺了两三年，始终不能面世。我知道出版社对一本学术著作的态度，心有余而力不足，颇有一些爱莫能助的意思。1991年9月某日，刘硕良先生告诉我，漓江出版社准备印行我的书稿，但希望我能附一些译诗，既可供阅读论文时欣赏，又可对所论证之说予以印证，以验其深浅。好主意！这必是刘硕良先生深思熟虑之结果：即可出版论文，又可辅以所论之诗，既可品尝到美的诗歌，又可规避可能的风险，两全其美，岂不善哉！其实我早萌此意，且一直在胸中郁结不散，只是怕给《论【恶之花】》的出版造成新的困难，故一直未敢开口。因此，刘硕良先生一提，我立刻应之曰：“善哉！此言深获我心。”于是，我便从译稿中选出一百首诗，细加整理，并索回书稿，对其中的引诗逐一核对，悉以译诗为准。同时，又找来图片五十余幅，意在增色也。我以为，这一百首诗足以代表《恶之花》的精华，倘有遗漏也多半是乐山乐水的事了。插图本《论【恶之花】》的结构颇有些奇特，一篇十四万字的“代译序”占了全书篇幅的小一半。刘硕良先生接受这样的安排，一见其对读者的尊重，二见其富有创新精神，实属眼光之高远的表现。当然，此种超长序并非史无前例，萨特的《圣徒热奈：戏子与殉道者》洋洋三十万言，其肇始乃是为让·热奈的戏剧写序，写着写着就写了这么长，后来果然做了《让·热奈全集》（第一卷）的序言。我这里是先有了这部专著，在等待出版的过程中才陆续译了这一百首诗，故以代序称。插图本，超长序，以及书的宣介语（“恶花结善果，丑相出意美，诗形传诗神，诗笔写诗论”）虽非出版界前所未见，但就本书而言，不失为刘硕良先生的创新之举。他离开领导岗位之后，听说漓江出版社有意再版一些旧书，《论【恶之花】》就是其中一种，不知后来此计划实施或实现了没有。

自刘硕良先生2000年离休以来，我们之间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只是偶尔有个电话什么的，这也是人之常情。突然，2012年的某一天，有电话打来，我一接，电话里面就响起来：“老郭呀……”我立刻就知道是谁了，那温文尔雅、慢条斯理的声音多么熟悉。原来刘硕良先生宝刀不老，靠着他的威望又到北京来约稿了。这次他要出一套《当代著名翻译家精品丛书》，我和刘文飞先生一起去了，在南城的广西驻京办招待所。一见面，我就说：“老刘年近八十，还不辞劳苦，亲自跑到北京来约稿，我等实在担当不起。”刘硕良先生说：“不必客气，对名家名译，就得如此。”这套书的宗旨是：“本丛书各卷前言为翻译家回顾一生经验的不可多得的心血之作，理论价值、实用价值很高”，“本丛书的出版旨在读者花较少的时间阅读到值得优先阅读的名家名译，同时为广大翻译人员和有关教师、学生提供鲜活生动的个案参考与经验借鉴，促进译德译风的纯正和翻译质量的提高”。要求很高，水平如此，唯有尽心尽力做来就是。我选了夏多布里昂、斯丹达尔、波德莱尔、古尔蒙、列那尔、阿兰和加缪的作品，名为《郭宏安译文自选集》。转过年来，书就出来了，封面是黑红两色，显得庄重大气，我很喜欢。 

正当我完成这篇文章的初稿时，漓江出版社的谢青芸女士通过微信告诉我，我的一本《大珠小珠落玉盘》已经下厂了，书名取白居易的诗句。我突然意识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脑袋里完全没有这本书，这本书的下厂意味着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书中已经有五本与我有关了。

《大珠小珠落玉盘》

《大珠小珠落玉盘》是一本颇为奇特的书，乃是我的译文和我的文章的合集，取中西合璧之意。漓江出版社有《双子座文丛》的创意，其宗旨是“诗人写诗，译诗，散文家写散文，译散文，小说家写小说，译小说，角度新颖独特，为国内首创”。的确是首创，国内出版界未曾见也。我的那本书由两部分组成，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颇费了一番心思。杜甫句“舍南舍北皆春水“，苏轼句“村南村北响缫车”，都很美，但是就译、著的文字来说，毫无轩轾，等量齐观，不合我意，故不取。《大珠小珠落玉盘》一书中的文字，其一为我译的法国作家随笔，名之曰《大珠篇》；其二为我写的中国随笔，名之曰《小珠篇》。所谓大珠小珠，与法国、中国无关，既无关乎褒贬，亦不在于抑扬，不过是说所译皆为大家名家，所写乃出自普通人之手，如此而已。法国随笔素以清晰见长，我译诸文皆出自大家、名家，或澄澈如静水，或潺潺如溪流，或奔涌如怒涛，以大珠喻之，未为不可；我写诸文则不同，不可径称为中国随笔，只能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笔下的文字，力求雅洁素净，简练通脱，清新可读，喻之为小珠，似无不妥，谅无僭越之虞。我于2018年将此书交与出版社，是时刘硕良先生已离开出版社多年了，但是，《双子座文丛》的编辑出版是刘硕良先生和他的同事的创新精神的继续，这是毫无疑问的。

刘硕良先生是个温和的人，却也是一个雷厉风行、做事一往无前、坚持到底的人，这与他是一个湖南人有关系吗？不过，他也有疾言厉色的时候，记得外文所外国文学研究丛书丛刊编辑部曾于1986年在普陀举办过一个研讨会，邀请了一批外国文学界的大腕儿与会。刘硕良先生有一个发言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发言中有一个意思是：“有人认为目前书价过高，请问，目前在饭馆吃一顿饭要多少钱？一本300页的书抵不上普通饭馆一顿饭的钱，还能说过高吗？”口气相当激烈，有一种“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气势。我当然不会忘记，两年前，刘硕良先生86岁的时候，还亲自操刀，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大卷《春潮漫卷书香永》通信集，收录400多位书人为书事而作的书信近800通，见证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辉煌。我有两封信参与其中，深感与有荣焉。总之，我由是知道，刘硕良先生果然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郭宏安

  （2020年7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