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世界文学》主编

我曾说过，我是会因为地名而喜欢上一个地方的，比如青海，比如青岛，比如宁波，再比如漓江。而说到漓江，少年和青年最美好的时光就会扑面而来。那最美好的时光又关联着一册书，继而一家出版社，继而一座城市。出生于一个特殊年代，十四岁之前，基本上没读过什么书。高中时，“文革”结束，国家开始走上正轨，整个社会都在提倡读书，赞美读书。读书一时间成为某种时尚和光荣。少年易受环境影响，加上遇到了一位懂得少年心理的班主任，读书的愿望和热情很快便盈满了我的心头。高中期间，早起晚睡，拼命读书，但读的全是课本，目的十分明确：为了迎接高考。

两年异常刻苦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1979年夏天，我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一幅迷人的景象展现在面前：可以去北京看天安门了。那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帷幕，整个社会被希望之光吸引并照亮。我走进大学校园，走进成长最关键的时刻。而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就是从大学期间开始的。

平时忙于功课，到了周末，尤其到了暑假和寒假，可以读点自己想读的书了。当然是文学作品，只能是文学作品。中国文学经典许多尚未解禁，能找到的不多，那就读外国文学作品。就这样，在本土文学资源有限的情形下，外国文学作品适时地成了我们的替代营养。

在那些疯狂读书的岁月里，只要有新书上市，消息就会在校园里不胫而走，迅速传开。有一天，一位北京同学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有本《西方爱情诗选》，好像是南方一家出版社出的，特别精彩，这几天要在书店出售了。八十年代初，正值青春年华，又刚从荒芜时代走来，光“爱情”两字就足够诱人的，何况还是“西方爱情”呢。我有点迫不及待，盼望着早点读到此书，盼望着周六快快来临。唯有周六，才有时间去书店寻觅此书。八十年代，我们通常都会去王府井书店购书。那是当时北京最大最全的国营书店。新书一般都最早在那里亮相。周六终于到来，一大早，六点刚过，我神秘兮兮地骑上自行车，从位于西郊的校园出发，经过展览馆，甘家口，木樨地，再沿着长安街，骑过西单，新华门，天安门，花了一个多小时，最终抵达王府井。书店尚未开门，但已有不少人在排队。我连忙加入排队行列。开门后，发现大多数人都直奔文学书柜台。待轮到我时，我轻轻地问：“请问有《西方爱情诗选》吗？”声音里显然还有点羞涩和不自然，脸很有可能都红了，就仿佛第一次拉住一个女生的手似的。

《西方爱情诗选》

终于手捧着自己心仪的书了。正是《西方爱情诗选》，不到三百页，定价为0.8元。“西方爱情诗选”那几个字过于炫目，以至于我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没有太记住编选者的名字。封面是蓝色基调的，小开本，很轻巧，适合随时带在身上，拿在手中。不舍得马上读，小心翼翼地将诗集放进书包，要回到校园，找个僻静的角落，独自倚靠着一棵树读，在最安静的时刻读。年纪不大，还挺讲究的，坚信读书，尤其是读爱情书，是需要宁静的时光，浪漫的环境和美好的心态的。读书本该就是一种仪式。

一定是伴随着怦怦的心跳声打开这册诗集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马克思给燕妮的情诗，一下子怔住了:

燕妮的名字，哪怕刻在沙粒般的骰子里，

我也能够把它念出！

温柔的风送来了燕妮的名字，

好像给我捎来了幸福的讯息，

我将永远讴歌它——让人们知悉，

爱情的化身啊，便是这名字燕妮！

……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火热的情诗，真的出自伟大的马克思之手吗？我揉了揉眼睛，一点没错，白纸黑字写着呢：卡尔·马克思。一直以来，马克思都在高高挂着的画框里，像个神，无比的严肃，无比的威严。而平日里，语录和口号中的马克思也确实是个神，只发布教导，提出纲领，宣扬主义。绝没想到，马克思竟然也写情诗，马克思也热烈地追求过爱情。于我而言，这是个重大的时刻，那一刻，我猛然醒悟：原来，马克思首先是人，有血有肉的人，然后才是伟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这样的伟人是万万不该被僵化、简化和教条化的。多年以后，重读《西方爱情诗选》时，我在琢磨，编选者为何将马克思的情诗选入诗选，而且排在首位。纯粹是出于诗歌审美的考量吗？显然不完全是。兴许还有着诗歌之外微妙的心理，比如用马克思情诗来确保诗选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等等。然而，客观上，这一编排却给了如我这样的读者巨大的冲击和震撼，成为无数读者“顿悟的时刻”。诗歌就这样超越了诗歌，获得了更高的意义。

马克思与燕妮

在恢复了平静后接着往下读，读到了歌德、海涅、乔叟、莎士比亚、拜伦、雪莱、彭斯、华兹华斯、勃朗宁夫人、叶芝、雨果、裴多菲、密茨凯维支、爱明内斯库、普希金等五六十位外国诗人的诗歌。其中，不少诗人的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那段时间，不少书都是一口气读完的，但这本《西方爱情诗选》我并没有一口气读完，而是读读，停停，回味，沉浸，消化，然后再接着读，最后用了好几天才读完。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激动之情在我心里荡漾，感觉自己读到了真正的诗歌，心灵的诗歌，生命的诗歌。诗选总体上有美好的气息，情感的温度和艺术的魅力。至于具体什么魅力，当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是觉得动人，感人，美好。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位诗人给我的阅读感受是不同的。印象中，一下子喜欢上的是海涅，拜伦，雪莱，勃朗宁夫人，裴多菲，密茨凯维支和普希金。海涅的巧妙，拜伦的浪漫和热烈，勃朗宁夫人的温柔，裴多菲的清新和深情，普希金的多情和忧伤，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断定，这册诗选是需要反复阅读的，它将成为我的青春之书，甚至人生之书。

在一个单纯向上的年代，人们往往更看重诗意表达。而《西方爱情诗选》常常成为我青春时光里诗意的标志。至今还依然清晰地记得一个个细节：见女生时，我会背诵几首《西方爱情诗选》里的诗，感觉这样就能提升自己在女生心目中的形象；去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赴约，我会手拿着《西方爱情诗选》，作为理想的接头暗号；外出实习，我会随身带着《西方爱情诗选》，一有空就读，以此来充实我的旅途时光。八十年代，电影、话剧、广播里，也随时可以感受到诗歌的魅力。印象最深的是电影《人到中年》。当达式常扮演的男主人公用浑厚的嗓音深情地朗诵起裴多菲《我愿意是激流》时，我激动得难以自持。这正是我读过并喜欢的诗。这正是《西方爱情诗选》中的诗。必须承认，电影在那一瞬间强化并突出了爱情的美好和诗歌的美好。

《西方爱情诗选》还为我提供了一个个线索，一条条路径，让我得以不断地扩展阅读，延伸阅读。就这样，一本书带出了无数本书。在此意义上，《西方爱情诗选》属于我文学阅读的源头性的书籍。它还是一份邀约，让我走进了刘硕良先生策划、组织、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外国文学名著系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走进了一本又一本漓江版图书，走进了一个又一个文学世界。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于是，就自然而然地记住了漓江这美好的名字，知道这是一家出版社的名字，也是一条水域的名字。而出版社所在的城市叫桂林。那时，交通落后，感觉漓江在遥远的地方，感觉在我和漓江之间有着漫长的路途和无边的空间。我就凭着一首首诗，一部部作品来一步步接近和抵达漓江，来一点点填满我和漓江之间无边的天地。

时隔三十多年，我才第一次踏上桂林的土地，站在了漓江的面前。那一刻，惊喜和羡慕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世上竟有这样的城市，被风景围绕，被风景装点，被风景拥抱，真正是风景中的城市，真正是诗意的城市，真正是座画中城，完全吻合了我青春时期有关它的全部的想象。到达桂林的当晚，应张谦女士之约，同一些桂林文友欢聚一堂，谈文学，谈诗歌，谈青春记忆。那个夜晚，时间和时间打通了，接上了。我甚至有一种幻觉：仿佛自己直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穿越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漓江。张谦女士懂得用怎样的方式迎接我的到来。我感激她。

2017年初秋，与桂林文友欢聚一堂

不管怎样，对于我，漓江和漓江出版社，就是《西方爱情诗选》，就是我的青春岁月，就是青春岁月的所有的诗意和美好。

为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并祝福漓江出版社。

高 兴

2020年8月23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