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座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穿汗衫的老先生，一手拿着一把扇子，一边摇就一边走了进来。吴先生介绍说，这就是钱先生。通常来说上海的文化人都是比较平和的，不似北京文化人那么咄咄逼人，但平和不等于谦卑，平和实际上是一种底线，在这底线下面有着异乎寻常的坚忍，而这种坚忍北方人有时没有。

钱老笑眯眯地坐下来，也不谈翻译，谈起了上海的高架桥，说高架桥把老上海的情调都破坏了。说起来可能会惊奇，钱老原来是医学院毕业的正宗医生，后来想换科室不果，索性弃医从文，辞职专心做起了文学翻译。

那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中间遭遇“文革”乱世，基本上没收入，有过很艰难的时光。不过他是很达观的，说起往事就摇摇扇子，似乎往事是一阵风，扇扇就过去了。钱老主译德语文学，译过歌德、海涅、里尔克、施多姆等大家，但我印象最深的是钱先生译的尼采诗歌。

大家都知道尼采是哲学家，而且是冷冰冰的悲观主义哲学家，有多冷呢，漓江社曾经出过一套尼采文集，是请社科院哲学所的几位专家译的，其中一位学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堪其冷坠楼自尽。

“是秋天了：它——还使你心伤/飞去吧，飞去吧/太阳悄悄的爬山/爬着，爬着/每一步都要休息/世界变得何等萧条/在张得疲倦的弦上/风奏着它的歌/希望逃跑了——/风在追悼它。（钱春绮译，摘自《尼采诗选》漓江版）

再说说莎乐美，她在拒绝了尼采的求婚后，担心这位哲学家会寻短见，曾专门联系心理医生陪护他，帮他度过失恋的苦痛期，也算得上是有情有义，2007年出品的电影《当尼采哭泣》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

莎乐美后来与比自己小14岁的里尔克同居，教会他掌握了俄文，直接阅读托尔斯泰和普希金，这对里尔克思想的形成有很大作用。思想与遭遇是密切相关的，尼采的诗歌有激情，有悲伤，展现了他人生的另一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面，仅就这一点，我们要感谢钱先生。

那天我们在吴先生家吃了饭，听几位老先生谈论上海的变化，吴先生说已接到通知，要他家搬迁，搬到离市区很远的地方，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对于从小习惯于繁华市区的老上海人，是一种内心的磨难。

以后我每次过上海看见高架桥，都会想起那天的聚会。吴先生和钱先生，后来都在漓江出了书，吴先生的是狄更斯《圣诞颂歌》，钱先生的是《尼采诗选》，后者一直受读者欢迎。谨以钱先生翻译的尼采诗句，追念钱先生：“有一天有许多话要说出的人/常默然把许多话藏在内心/有一天要点燃闪电火花的人/必须长时期——做天上的云。”

1988年，贺敬之（右一）、柯岩（左二）夫妇到访我社，在译文室听取时任副总编辑刘硕良（左一）汇报工作。

右二为本文作者、时任译文室编辑沈东子

丰子恺先生的小女儿叫丰一吟，我与丰女士上世纪80年代初次见面，那时她携女来桂林，寻访一家人抗战时的流亡足迹。丰女士是翻译家，随丰先生一道译过不少俄罗斯名著，彼时我初学外文，记得曾请教过她，翻译过程中，最难译的是什么词汇，她说是动词和形容词。如今想来，这说法相当有道理，动词是多变的，形容词意味丰富，要找到最准确最贴切的对应译法，确实要花费不少脑筋。

后来承蒙丰女士的关照，我读了一些佛教书籍，也曾去上海漕溪北路的新家探望她。丰先生一生淡泊，文人之怀想，无非一片净土，吟诗作画，与世无争，但历史很残酷，早年在家乡石门湾苦心经营的缘缘堂，被日本人炸成废墟，丰氏曾作《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一文追念。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陕西南路的长乐邨买下一栋小洋楼，取名日月楼，希望从此安顿下来。“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杜甫）然而生逢乱世，暗无天日，现实再次击破了丰先生的梦想。

上世纪60年代末，丰家被扫地出门，日月楼一下住进六七户人家。这是一栋西班牙风格的三层楼房，最上面有一间小阁楼，透过阁楼的窗户，可以仰望星辰与月亮。后来为筹办丰子恺故居纪念馆，丰家和居委会花了极大的努力，安排住户陆续搬走，但底层的一家抵死不搬，声称是政府安排入住的。后来丰子恺故居对外开放了，那家人一直还住着。

沈东子在上海拜访丰子恺小女儿丰一吟女士

二、缘缘堂，日月楼

上海世博会那年，我与丰一吟女士约好，在日月楼见面。老太太虽然满头白发，但神清气爽，依然是笑吟吟的模样，思路异常清晰。我拿出自己写桂林的一本书，里面有记述丰先生当年在桂林教书的篇章，她看了看说，我们当年住的地方不叫半塘岭，叫泮塘岭。我当即汗颜。清末有个临桂词派，代表诗人叫王鹏运，字半塘，是桂林人，半塘是半塘，与泮塘岭是两回事。泮塘岭在桂林两江国际机场附近，是当年丰先生执教的临桂师范所在地。

日月楼故居陈列了丰先生的许多漫画原作，这些漫画熏陶了我幼小的心灵，我出生那年，丰先生应父亲的请求，曾专门给我画了一幅画，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合力抬一只水壶，给一棵柳树浇水，题款“努力惜春华”，可惜桂林武斗逃难期间，丢失了。世人通常都知道丰子恺是漫画家，其实他除了画漫画，还是大作家和大译家，并且是近代最早的音乐教育家，我看着满屋丰先生的作品，萌生了一个念头，想为丰先生做一本书。

丰先生的书已经做了很多了，漫画选，散文集，译著，等等，市面上都能见到，要想做出新意，得有独到的切入点。我给丰一吟女士去信，说了我的想法，请她挑选丰先生的散文，写景抒情的译文，以及一些风景漫画，合成一本书，表现丰先生宽广豁达的人生情怀。丰女士对这个创意予以肯定，但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编书恐精力不济，委托我代为编选。当年弘一法师嘱托丰子恺，画护生画集普度众生，既是信任也是师生情谊。如今丰一吟委托我编丰先生的作品，我自然必须倾心做好。

我从丰先生众多的散文随笔中，选出《秋》《梧桐树》《西湖船》等名篇，找来丰译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德富芦花《不如归》、《石川啄木小说集》，分别选出《白净草原》《幽会》《山樱》《足迹》等，并配上漫画数十幅，以图文相间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书名取《柳燕、白鹅与山樱》，丰氏漫画多有柳树和燕子，故丰先生有丰柳燕之称，白鹅是丰氏散文名篇，山樱取自丰译德富芦花作品。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作品集，是对丰子恺的景仰，也是对丰一吟的感念。

三、故乡水

我与李文俊先生至今只见过一面，那年他携夫人张佩芬一齐来桂林，我们吃了一顿饭，在出版社门前合影留念，然后挥手说再见。张女士与李先生是同道，也是翻译家，熟悉德语文学的读者大概会知道，她专译黑塞小说，黑塞是1946年诺贝尔奖得主，代表作有《荒原狼》等。有段时间我有意做黑塞文集，很想将她译的黑塞长篇小说《玻璃球游戏》拿来漓江，可就这么巧，译本两个月前被兄弟社捷足先登拿走了，我晚了一步。

我不甘心，还是提出了请求，张女士是上海人，说人家有约在先，不好改变的啦。我于是挖空心思，想了许多办法，比如说漓江只要非专有出版权，还可以同时做她译的《黑塞中短篇小说选》等等，甚至希望李先生出面说服夫人，可二老商量后，还是谢绝了我的请求，两位译界前辈对诚信的执着，对契约的信守，都令人感佩。相比之下，同样是做文学翻译，有的译者坐地起价，节操碎了一地。一样的文学滋养出不一样的人。

与李老的合作是很愉快的，他是福克纳专家，早年漓江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收入他译的《我弥留之际》，给这套书增色不少，近年做“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福克纳卷，他也慨然应允加盟，给漓江签下《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两本。福克纳的书许多社都在做，要想做出新意，得有新作才好，恰逢一位叫一熙的译者提出，想译福克纳的处女作长篇《士兵的报酬》，这书在国内尚无译本，当然是很好的创意。

问题是一熙是新手，我对其译文没把握，于是请译者与李老联系，看看能不能请李老写个序，如能得到李老的肯定，福克纳的译本自然就得到了认可。李老很爽快，回信不但答应写序，还回忆起在桂林相聚的时光，真是情谊满满。他在信中呼吁要多扶持新人，给年轻译者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希望福克纳翻译后继有人。这本译著面世后得到读书界好评，荣登各种好书榜，获得了不少奖项。

李老不仅是翻译高手，文章也出色，在做双子座丛书时，我自然想到了他。这套书的宗旨是跨界中西，著译两栖，意思是创作和翻译要同等出色，难度就在于写和译要水乳交融，写小说译小说，写散文译散文，写诗译诗。李老擅长写散文，那就要组合他翻译、创作的散文。这事说起来容易，操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他选了自己译的福克纳等人的散文精品，这个没问题，但是选的创作散文，多半是文论、国外游记，与我的谋划不一致。

我挑选的翻译散文，都是大作家的心血之作，自然希望翻译家写的散文，也要有同等的分量，光是散文还不够，最好还要相近的内容。李老善意地以为，文论评外国作家，游记写外国风情，可能更适合这套书，却不知我的用意，洋要洋到头，土要土到底，比如先前做的一本《我的保定，你的诺丁汉》，译者是保定人，所译作家劳伦斯是英国诺丁汉人，选的是译者写保定的文章，故而起了这么个书名。

李老听我说明意图后，说我把书都给你，你来选吧。这是对我的信任，我当然不敢疏忽。李老寄来了五六本散文选，这些作品记录了其一生的不同际遇，所思所想，有对师友的追述，对亲情的回顾，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我比较喜欢的是当中的童年回忆，那些文字最能反映作者的心境，内容接地气，描写也动人。

李老祖籍广东香山，在上海出生长大，写了不少苏州河边的弄堂故事，也有对广东老家白藤湖的描写，于是这本书的轮廓形成了。这是一本很别致的书，我选了他写的这些文字，又选了他翻译的福克纳对家乡密西西比河的描绘，取了个书名叫《故乡水》。后来有南宁同事赴京探访他，回来对我说，李老师好几次提到你，说他所有的文选中，最满意的就是《故乡水》。我把李先生这句评价，视作对我编辑生涯的莫大夸奖。